近两年外国文学领域或翻译界有关于“名著新译”的争论。名著之被新译，原因自然多样；持不同看法的论者之述说也各有仁智，但根本的问题似在于“新译是否能优于旧译”一点。这话还可进一步说，这一争论反映的其实是负责任的翻译家们对外国文学名著翻译质量的不满与担忧。客观地看，名著新译或外国文学的翻译的确存在不少问题。但从争论本身看，理论上、逻辑上的讨论多，具体地、进入性地讨论少(比如针对某一代表性的译本作透彻的评析，进而总结出具有一般性的问题、经验、教训或启示)。这一状况限制了讨论的质量与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一位并不广为人知(这与他的翻译质量与翻译成就甚不成比)但无疑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翻译家以他一部经典名著的新译与同时对已有的5种中译本的细致评析为“名著新译”的争论给出了一种或可称为“经典性”的回答。这就是年已74岁的老翻译家朱乃长先生和他新译的英国作家E·M·福斯特(1879-1970)的名著《小说面面观》。

关于E·M·福斯特在英国文学史以至欧洲文学史上的地位已有定论。引用当年曾与其同为英王学院荣誉研究员、几年间彼此尔汝相称密往来的我国著名作家叶君健先生的话讲：“福斯特……在现代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一直同乔伊斯、劳伦斯和吴尔夫被称为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作家。”福斯特的成就不仅在小说创作，也在文学批评。如果说《印度之行》(1924)是他长篇小说的代表，那么，《小说面面观》(1927)——这是福斯特应剑桥大学之邀主持“克拉克讲座”、发表关于长篇小说的系列演讲之后的内容汇集——即是其文学批评成就的集中代表。此作因系小说大师论小说的“艺术家的批评”(取用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蒂博代关于“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大师的批评”的批评类型三分法)，因其经验、思考与理论的三位一体、因其关于小说艺术进入性的真知灼见而成为20世纪研究小说艺术的经典之一，其影响遍及世界。也因此，《小说面面观》的多个中译本出现在70年代的台湾、80年代“大门”甫开的中国大陆并被广泛阅读(80年代的文学中人或文学爱好者当有印象)，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了。

据朱乃长先生介绍，这些中译本包括台湾李文彬先生译本(1973年)、广东花城出版社未署名译本(1981)和苏炳文先生译本(1984)、广东花城出版社苏炳文译、黄锡祥校的《小说面面观》(修订本)(1987)、上海文艺出版社方士人先生译本(1990)，并列入极有影响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以及上海译文出版社葛林先生的节译本(1987)。

朱乃长先生在他的“译序”中写道：“我对《小说面面观》的中译本的兴趣与关心，起先是为了教学方面的需要。自1986年起，我在上海师大文学研究所给外国文学硕士研究生开设了英译中的翻译实践课。在教学实践中，我先后把这几种译本和原著对照着仔细研读了几遍，惊讶地发现，这几种译本里都有许多错误——有些还是荒唐可笑的……。”(朱译本“译序”)这是朱乃长先生新译《小说面面观》的动因之一(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正是当时坐在讲台下的受教者之一。朱先生出于翻译家的职业道德感对错讹百出的译本的气愤我印象至深。他当时是把一个中译本作反面教材、与英文逐页对照来授课的)。另一动因则是朱先生读到了董乐山先生为杨自伍先生主编的《美国文化选本》的“序言”，其中提出了英汉对照的“文学译本”的主张。这让朱乃长先生有了更进一步的考虎，即：“编译一本英汉对照本，不但为读者提供英文原著，同时也把自己的译文和我在不同译本中发现的错误乃欠妥的译文，以译评的形式附在原文每一页的下面，任人指点、比较、评说……这种书似乎从未有人编过和出过。”(朱译本“译序”)因之，我们现在就看到了一种十分新异的“译本”：它特别设计了颇是复杂的“注释范例”；它有英文原文、有中文译文且邻页比照；它有关于此前5种译本的译句评析以脚注形式安置于当页。它实际上变成了3本书：《小说面面观》英文原著、中文译本(花城版)、译文评析本。这也使朱译本成为厚达447页的一本大书。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中，的确未见过如是“译本”。

只要读过朱译本，我以为人人都可强烈感受到一位老翻译家的职业道德感、匡正不良译风的使命感、丰厚的学养、高度的自信与非凡的勇气。这在学风、译风、文风都问题多多的今天是令人由衷仰敬的。尽管我无力从翻译的角度做进入性的、专业性的、技术性的讨论与评价，但我以当年受教于朱乃长先生门下关于他的学问、人品与译德的至深印象可以肯定地说：朱译本无疑是《小说面面观》迄今最优秀的译本。这一认识即使只从译注与评析两点略说也可见出。

稍有译事经验者可能都知道设注之“烦”，亦知设“详注”之“难”，更知设具学术性评价或见解之注“最难”。至于“评析”他人译文(句)，那更是显示学问动真刀真枪的硬功夫。《小说面面观》朱译本共设注253条，其中作者原注11条，译注实242条。这数以百计的注释，所涉极为广泛(这与作者的博学与演讲的自由形式相系，同时也给译者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人名、地名、作品、作品人物、原著引文出处、作家小介、专有名词、小说人物的彼此关系、圣经、各类典故、东西方神话、器物、食物、河流、作者杜撰的字、作者在演讲中的口误、关于作者某些见解的学术性评论(比如关于小说家司各特等)、某些单词的理解、英文不同版本(“企鹅版”与“收获”版)间的异文、译文正文中不便处理需作特别说明的内容、福斯特的学演语调、存疑待考之处等等。其中短注三、二十字，而长注则几近千字且并不少见。评析则涉及全书486个句子，事实上，其中每个句子又都涉及到3-5个不同译本的译法。朱译本对之或臧或否，逐一评点。在译注或评析指讹处，也涉及到几位甚有影响的译家(如杨苡、方平先生等)，但朱乃长先生皆以面对知识的科学态度待之。我以为，朱译本为翻译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对匡正不良译风也必有积极的作风。

关于翻译家朱乃长，我还想略说几句。他1929年生于上海，1946年随家去台湾。先后就读于台湾师范学院(如今之台师大)与台湾大学外文系。后留台大外文系任教。1962年在英千里先生(英若诚之父，英达之祖父)的帮助下去文莱讲学，1964取道香港回到大陆，在上海师大任教。在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朱乃长已是有影响的翻译家，在台湾《文学杂志》、《现代文学》等刊物有诸多译作发表。他还曾协助赵丽莲教授编辑风行一时、脍炙人口的《学生英语文摘》。2002年9月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曾来山东威海。我知道他当年也在台大，聊天时曾问及他是否记得朱乃长。余光中先生脱口回答：“记得！记得。朱乃长是才华横溢呀！只是他后来突然消失了。许多当年的熟人都不知他的去向了。”所谓“消失”，其实是朱乃长先生心向大陆，设法经文莱再香港曲折回国了。但悲剧性的是紧跟着“文革”一声炮响，空耗了一位翻译家十几年岁月。尽管如此，他仍受台湾几家出版公司、上海译文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湖南文艺出版社等之约，先后已有译著近40种。如今，从不事张扬的朱乃长先生与夫人静处上海师大院内的一幢住宅楼里，在颐养天年的同时，仍继续着译事。

谈朱乃长先生，我又想起1998年夏天法国文学研究会在井冈山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会上我做了关于法国小说家塞利纳的长篇小说《茫茫黑夜漫游》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大家关于这个小说包括它的中文译名很议论了一阵。这个小说有沈志明、徐和瑾两先生的中译本。沈译本译名为《茫茫黑夜漫游》、徐译本名为《长夜行》，两者均为意译。与会的著名翻译家罗新璋、施康强先生等都谈了自己的看法。比如施康强先生觉得汉语的“漫游”似乎不能准确传达主人公的苦难经历与感受，“长夜”与“茫茫黑夜”能传达出作品的氛围，但“行”又似乎少些味道。开完会大家下了井冈山，离南昌前又上了滕王阁，想不到罗新璋先生、施康强先生、罗国林先生等仍惦着这个话题。联系着长江的滚滚洪水，众人又议论一番，最后罗新璋先生说：据法文原作名与作品义，译为《长夜苦旅》可能更好些。我所以记得这件事并写出来，不是讨论译名本身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老一代翻译家身上所表现出的无限“敬业”与高度的“职业道德感”。这也正是朱乃长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与作品所体现的。同时这又恰恰是今天浮躁的世风、学风、译风、文风中最缺乏也是宝贵的。我想藉此一话题向我敬爱的老师、令人尊敬的翻译家朱乃长先生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