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下午4时，由文化传播学院主办的名师大讲堂“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与建构”在图东115室举办。本次讲座主讲人为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吕周聚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周新顺副教授主持讲座。杨慧教授与部分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吕周聚老师首先从国民性概念界定出发，对鲁迅关注该问题的缘起进行了介绍。他认为鲁迅对国民性的关注则与当时日本语境内对国民性的讨论有关。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逃亡日本，受当时日本国内讨论“国民性”的启发与影响，开始关注中国的国民性问题。梁启超1902年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并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在其中发表了20篇系列政论文章，即《新民说》。他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并提出了改造中国国民性这一重要议题。而鲁迅也是在1902年到日本留学，在弘文书院读书时与许寿裳经常讨论三个相联的问题便是：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受日本语境内讨论国民性问题的影响，鲁迅开始关注国民性，并对中国的国民性进行批判。

那么鲁迅为何要批判中国的国民性？这与当时幻灯片事件密不可分。吕周聚老师通过细读《朝花夕拾·藤野先生》《呐喊·自序》等文本，从中抽离出以日俄战争（1904-1905）为背景的幻灯片事件对鲁迅弃医从文的影响。鲁迅决定弃医从文，标志着其主观思想和人生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医治中国人的肉体疾病转向医治中国人的精神疾病。医学与文学虽然皆以人为对象，但医学关注人的肉体，医治人的肉体疾病；而文学则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可以改变人的精神特质。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精神是与个体的人的性格、气质密切相关的；民族精神与个人精神密切相关，民族精神是个人精神的集合。鲁迅充分认识到中国国民性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提倡新文艺来改变中国人的精神，建构一种新的国民性。

在讲座第三部分，吕周聚老师指出鲁迅不仅对中国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揭示与批判，还对国民性的建构进行了深入思考。吕周聚老师指出，鲁迅在早期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章就提出了建构中国现代国民性的初步设想，这集中地表现在他的“立人”思想中。鲁迅所提倡的“尊个性而张精神”、“任个人而排众数”便是这一思想的集中表现。鲁迅希望中国人成为具有独立个性与思想的现代国民，而不是盲目信从、逆来顺受的封建奴隶。针对五四时期“个人主义”热潮，鲁迅对当时社会上对“个人”一词的误读、误解进行了反驳，并充分肯定“个人”的积极意义。鲁迅批判“众数”“庸众”的愚昧麻木的集体属性，指出这样的集体属性将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与阻力，亟待改造清除。而“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在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长明灯》《这样的战士》《药》中得到了丰富阐释，小说中敢于独战多数、反抗社会的主人公便是鲁迅所要建构的现代国民形象。鲁迅通过“尊个性”、“张精神”来达到“立人”的目的，他所提倡的“个人”既具有个人独立意识，又具有社会意识和国家意识。

在厘清了梁启超等在日本讨论国民性问题对鲁迅的影响、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以及对国民性建构的设想之后，吕周聚老师进一步指出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与建构是同步进行的，他所批判的是中国传统的国民性，他所要建构的是现代国民性。相对于《阿Q正传》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鲁迅早期的“立人”思想更具有建设意义。鲁迅对国民性的建构虽然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但更多是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将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国家意识结合起来，力图建构“尊个性”、“张精神”的现代国民精神，并达到张扬民族精神、拯救国家民族的最终目的。从个体的改造达到整体的改造，便是鲁迅国民性建构的内在逻辑。《阿Q正传》发表至今已经一百年，现代国民性的建构仍是正在进行中的任务，它关乎每一个中国国民。

在提问交流环节，针对日本语境内对国民性问题的讨论，吕周聚老师推荐可阅读学者李冬木的论著来拓展了解。针对有同学提问赵树理对鲁迅精神的继承问题，吕周聚老师表示对于赵树理的了解要回到1940年代的语境之中，方可对照理解其与鲁迅的异同。在讨论中，周新顺老师通过1990年代对国民性问题的讨论延展了对该问题的研究脉络，杨慧老师以幻灯片事件为线索指出彼时日本是否存在以此方式树立国民自信的记忆与氛围的问题。最后，主持人周新顺老师对讲座做了简要的总结，并向吕周聚老师表达了诚挚的感谢，讲座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刘絮   图：崔佳雯）

主讲人简介

吕周聚，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哈佛大学、东京大学访问教授，现为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