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异新研究馆员主讲“多维鲁迅——图像互视·文献对话·历史叙事”
本站讯 11月20日晚7时，由学灯论坛组委会、文化传播学院主办的博士生高端论坛“多维鲁迅——图像互视·文献对话·历史叙事”学术讲座在电子楼301室举行。本次讲座主讲人为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主任、《鲁迅研究月刊》副主编姜异新研究馆员。文化传播学院周新顺副院长主持讲座。杨慧教授向姜异新老师赠送学灯论坛纪念品。文化传播学院孟文博老师与部分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姜异新老师首先从一张鲁迅在坟前的单照谈起，围绕照片与杂文集《坟》之间的互动，说明图像与文本如何相互阐释，如何透过图像发现历史。鲁迅在坟前的单照广为人知，但照片诞生和传播的历程却有待考察。该照片摄于1927年鲁迅离开厦门前，同时还拍摄了一张鲁迅与林语堂、“泱泱社”的合影。那么如何将图像与文学文本联系起来？首先要回答的便是鲁迅拍这张照片是否是为了印入《坟》。目前较为权威的《鲁迅年谱》（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均认为鲁迅拍这张照片是为了印入同年3月出版的杂文集《坟》，该观点均源自“泱泱社”成员俞荻的回忆。而俞荻相关的两篇文章分别是人物速写与回忆录，二者作为历史证据的有效性均值得考量。
鲁迅在坟前的单照有没有印入《坟》？姜老师指出，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找到鲁迅生前出版的四个版本的《坟》加以考察。经查证，1927年3月未名社初版本及之后的三个版本均未收入照片。那么这是否就能推翻俞荻的回忆？显然不能，鲁迅或许对俞荻说过类似的话，或者鲁迅有过将照片印入文集的设想却未成行。因此，接下来便需要全面查阅鲁迅围绕《坟》的出版与未名社成员之间的通信及相关日记，以还原《坟》的出版经过，考证鲁迅是否有将照片印入《坟》的意图。据鲁迅与未名社成员之间的通信得知，《坟》的正文初印纸样早在1926年10月便出来，文集在1927年1月10日前已出版，而据鲁迅日记可知该照片拍摄于1927年1月2日，由此看出鲁迅并不打算将照片印到《坟》中。但在鲁迅1927年4月9日致未名社成员台静农的信中，还是提到了这张照片，并称“厦门的山，几乎都如此”，由此可知当时拍照是自然为之，并非特意与坟合影。作为旁证，1928年李金发曾希望将鲁迅的照片印到刊物上，鲁迅在当年5月4日的回信中表示“将照相印在刊物上，自省未免太僭”。刊物尤如此，鲁迅特别看重的《坟》更不可能随意将照片印入。
通过考察《坟》的不同版本及其出版经过，得知鲁迅在坟前的单照并未印入《坟》中，鲁迅也没有将其印入《坟》的打算。除此之外，《坟》呈现的审美格调更加证明了照片印入文集的不可能。那么鲁迅为什么要拍摄这张照片？前面提到照片中是厦门常见的景象，鲁迅并非特意为之。作为旁证，日本学者长尾景和在《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1956年《文艺报》第19号）中回忆鲁迅曾表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会喜欢在墓穴前照相，由此更可证明这张照片的偶然为之。
通过揭示图像与文本的互动关系，姜老师进一步阐释了如何在图像中读出历史的问题。随着科学的发达与照相术的进步，图像为历史研究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陷阱。一方面，作为对现实的摹仿，照片可以成为历史证据。但另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图像似乎更能证明历史，少有对图像的质疑。其实图像不仅是客观的，也面临主观的拆解与望图生义。因此将照片作为史料使用时，需要依据当时的语境和习惯对其解码，作为史料的照片对历史证明的效力实则是有限度的。就图文互鉴而言，根据西方互文性批评理论，文本之间相互影响、生成，照片与文本同样如此，二者间的互动推动了历史研究。
“文献对话”源自姜老师最近编著鲁迅与姚克通信集所作的思考。姜老师表示书前的引言往往以一种全知叙事介绍史实，随后再呈现通信、物证夯实已有论断。那么是否可以让叙事人隐退，直接向读者呈现历史文献，作者和读者跟随文献一起探索历史？以鲁迅和姚克的交往为例，姜老师首先从一张二人的合影说起。鲁迅很少拍摄两人合照，为什么会与小自己二十四岁的姚克合影？带着疑问，从照片进入鲁迅与姚克的通信进行探索。目前鲁迅写给姚克的信存世33封，对于勾勒二人的关系虽不全面，但也足以将读者带到1930年代二人在上海的交往空间。
书信仅仅展示了鲁迅与姚克交往的侧面，那么二人何时何地因何契机开始交往？这一由书信引发的疑惑或许在鲁迅日记中可以找到答案。鲁迅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姚克，通过日记可以再次回到书信中提过的场景。二人初次见面，信中只是简要提及，由鲁迅日记可知鲁迅是在百忙之中抽时间会见姚克。那么鲁迅为什么愿意同姚克见面？随史料层层敞开，姚克的回忆文章呼之欲出，与信札、日记隔空对话，使事件的脉络得以彰显。
从姚克最初回忆鲁迅的文章中可知，当时埃德加·斯诺想向西方介绍正在崛起的中国并翻译代表当时文学成就的作品，姚克建议翻译鲁迅的作品，斯诺表示赞同。鲁迅写给姚克的第一封信中表示同意授权翻译，斯诺将其作为授权的证据寄到了美国出版社，这也是信件没有留存下来的原因。翻译过程中首先由姚克将鲁迅的作品进行翻译，斯诺再根据本土特点加以润色。后来信件中提到二人多次见面，便是姚克向鲁迅请教如何翻译绍兴方言，例如，猹、三百大钱九二串等。这些微小的细节实则是将浙东文化传递到西方的重要载体，姚克如此认真的精神颇得鲁迅赞赏，而其与弟弟姚志曾共同请教鲁迅，或许使鲁迅回忆起在日本翻译《域外小说集》的经历。姚志曾也曾撰文回忆鲁迅与姚克拍摄合影、鲁迅拍摄作者像的经过，后者刊印在《活的中国》的扉页。鲁迅葬礼是鲁迅留下的唯一影像，也是由姚克拍摄。此外，姚克还是在内地、港台、英语世界全方位介绍鲁迅的唯一一人。将历史镜头拉近，姚克1990年代在美国所做的关于李贺的研究，强调依据唐朝地图等史料并严谨考证来想象唐朝，也是对鲁迅根据汉画像研究历史剧的传承。一张照片将主人公通信、鲁迅日记与姚克的回忆录串联起来，文献之间彼此对话，生动呈现了鲁迅与姚克的交往过程以及鲁迅精神的延续。
基于前述图文互鉴、编辑历史书的思路，姜老师进一步提出在信息洪流之中如何书写历史的问题。姜老师赞同美国后现代历史学家海登·怀特的观点，在历史叙事中存在文学性和诗性的照耀。历史文献不一定代表终极真相，却代表了某个历史时空、某个文化情境下最真诚的态度。而不同文献之间微妙的呼应更是给人以奇特的观感。
在提问交流环节，姜老师建议对于鲁迅博物馆的了解，可在观展前查询基本资料，对展品简要了解，最好带着问题观展。针对不同文献版本之间的校勘，姜老师指出书信日记作为史料的可靠性无需赘言，但并非所有史料均可找到。杨慧老师认为史料的考证程度基于要说明什么问题，文本内部的证据也可作为呈现历史逻辑的链条，对史料的解读其实是有限度的。最后，周新顺副院长对讲座做了简要的总结，并向姜异新老师表达了诚挚的感谢，讲座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 刘絮 图 孟凡秀）
